时政|政绩考核不考GDP，考什么？
以GDP论英雄，弊病是激励地方政府与官员深度介入经济，催生了权力主导、债务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。不以GDP论英雄，可以消解这个弊病。但GDP及其增长率总归是客观可比的指标，替代的一套指标至少也要客观可比才行，否则会产生新的、更大的意想不到的弊病。
例如，有人说，政绩考核不应单看经济增长，而应看社会全面发展，听起来高大上。不过，(1)考核“社会全面发展”比“经济增长”复杂多了，好比让官员拼奥数与才艺，导致更高的交易费用。（2）如果经济指标的考核权重足够小，生产性努力有可能位于分配性努力。世界上最难的是创造财富，世界上最容易的是分配财富，舍此取彼，令阿根廷从发达国家转型为发展中国家。
可取的方向，是考核地方政府的法治与公共治理能力，这是把“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”落到地方层面。既摆脱了以GDP论英雄的种种弊端，又有利于经济增长与财富创造。可以细化为下述指标。
可明文允许地方政府举债，但要堵住其通过投融资平台举债的后门，改为只能在金融市场发行债券。这样，就能用地方债收益率来衡量地方政府的法治与公共治理水平。简单说，收益率越低，公共治理水平越高。何解？
（1）投资者最关心自己钱的安全，在购买债券前，必定要求地方政府公开尽可能多的相关信息：你借钱用于什么地方？信用与偿还能力怎样？地方政府只有尽力披露相关信息。（2）债券分析师会不遗余力挖地方政府的财务信息，出报告供投资者参考。（3）信用评级机构会跟进，对地方政府的信用和每一笔债券进行评级。这样的市场监督比媒体与公众监督有力多了。
投资者与市场认为地方政府及其发行债券的信用等级高，那就愿意接受较低的收益率，否则就会索取较高的风险溢价甚至根本不愿持有。这种游戏规则，会倒逼地方政府之间的制度竞争。为了能借到钱，为了能借到便宜的钱，为了能长久借到便宜的钱，地方政府有动力不断提升公共治理水平。临时突击没用，市场会看你长期一贯的表现；偶尔懈怠也不行，你的任何相关决策都可能反映到债券的价格上去，都可能影响你的信用。
把所有地方政府的债券收益率从低到高排序，就是一份公共治理能力的名次表，谁优谁劣，一目了然。
就某些需要行政审批与许可的事项，设计一些问题：为了办理这一事项，有没有找关系？有没有给办事人员好处？前后一共花了多少时间？付出了多大的金钱代价？赋予这些问题合适的权重，合成“办事痛苦指数”。对各地的自然人与企业抽取一定数目的样本，分别统计出个人、企业及综合的办事痛苦指数。然后排序就行了。
这个指数可以度量出地方公共治理水平的许多方面：国务院取消与减少行政审批改革在地方的落实情况，地方的创业环境与经营环境，寻租与腐败情况及公务员服务水平……
不同地区之间会有人员流动，是为了追逐更好的经济机会，本质上就是经济移民。一个地方就业机会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：本地的经济禀赋与公共治理水平。设计“用脚投票指数”，只考察经济移民与移出地、移入地的公共治理水平之间的相关程度。
人口净流出（流入）的地方，一看每年人口流出（流入）的规模与比率，二对经济移民抽取一定数目的样本，询问：你移出（移入）的地方找工作是纯属拼个人能力，还是要拼爹？除了收入考量外，你还因为哪些原因（度量公共治理的一些选项）移出（移入）这个地区？由此统计出公共治理因素在经济移民动机中占多大的权重。两个指标合成“用脚投票指数”，人口净流出与净流入的地方各有排序。
如果说GDP及其增长率指标是目标管理、结果管理，上述三个度量公共治理能力的指标就是过程管理、原因管理，既摆脱前者的种种弊端，又保留了激励财富创造与经济增长的优点，避免落入民粹主义的陷阱，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与公共治理模式向着正确的方向演进。
（摘自《领导文萃》2015年1月上）